民盟广西区委会农业委主任
广西发展改革委智库专家
覃孟生
内容提要：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议题。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面临基尼系数偏高、中低收入群体增收乏力、数字经济挑战税基等突出问题。本文以广西近年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为切入点，分析财政政策从“普惠式减税”转向“精准增收减负”的内在逻辑，探讨企业所得税对要素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按家庭课征个税的改革方向以及数字经济对税基的挑战，提出构建财税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收入分配；普惠金融；财政政策；税制改革；共同富裕
一、存在问题及发展背景：收入分配格局亟需制度性突破
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与内需潜力的释放。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为3.47万元，约一半人口月收入不足3000元，基尼系数达0.468，高于国际警戒线；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仅为46.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核心矛盾在于中低收入群体“有钱难花”与“有钱不敢花”并存。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既有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因素，也有再分配环节税收调节功能未充分释放的结构性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充分发挥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用，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在这一政策导向下，财政金融政策如何从“普惠式减税”转向“精准增收减负”，成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命题。
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在普惠金融发展领域积累了有益经验。2026年，钦州市、桂林市和百色市入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获中央奖补资金7500万元，绩效考核实现提档进位，奖补资金同比增加2500万元。截至目前，全区累计17个市县入选国家级普惠金融示范区，累计获得中央奖补资金6.75亿元。这些实践为探讨财政金融政策如何精准赋能小微主体、助力收入分配改善提供了鲜活样本。
二、财政金融协同的广西实践：普惠金融示范区的制度创新
（一）精准滴灌：从“大水漫灌”到“靶向施策”
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覆盖全国89个市（县、区），政策导向明确指向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广西示范区的突出特点在于奖补资金的精准配置：重点用于支小支农贷款贴息、支小支农贷款风险补偿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涉农业务奖补、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等方面。这与过去“普惠式减税”的粗放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财政政策从“撒胡椒面”向“精准滴灌”的转型。
从资金规模看，广西2026年整合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22亿元，力争全年投放财政贴息贷款2000亿元以上，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不低于90%、民营企业占比不低于70%。这种制度设计将有限财政资源集中投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中小微经营主体和涉农主体，其增收效应直接转化为消费需求，形成“收入增长—消费扩张—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
（二）杠杆效应：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
普惠金融示范区的制度优势在于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能。中央奖补资金通过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广西实践表明，财政贴息与风险补偿降低了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主体的风险溢价，使商业可持续性与政策目标得以兼容。示范区绩效考核结果实现提档进位、奖补资金同比增加2500万元，反映出政策效能的正向循环。
这一机制对收入分配的意义在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涉农主体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就业渠道。缓解其融资约束，本质上是在初次分配环节提升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报酬占比，为收入分配的源头改善奠定基础。
三、税制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三个关键议题
普惠金融实践揭示了财政精准调控的方向，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还需税制改革的系统性支撑。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三个议题是：
（一）企业所得税对要素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
企业所得税长期被视为单纯的筹资工具，其收入分配功能被忽视。但研究显示，企业所得税使劳动价格上升0.7%、资本价格下降12.9%，劳动收入份额提高1.07个百分点，客观上缩小了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差距。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适度且征管有效的企业所得税，能够在初次分配中抑制资本报酬过度扩张，为劳动报酬占比提升创造空间。2024年全国企业所得税收入达4.1万亿元，占税收收入23.4%，是仅次于增值税的第二大税种，其分配效应不容小觑。
从行业异质性看，金融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食品加工的企业等所得税最有利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这意味着差别化税率设计——对高盈利行业适度提高实际税负、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给予优惠——可以成为调节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政策工具。
（二）按家庭课征个税：公平性与可行性
当前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计税单位，导致相同总收入的家庭因收入结构不同而税负迥异。全国人大代表蒙全在调研中发现，年收入均为12万元的双职工家庭无需纳税，而同样家庭条件年收入24万元的“单职工”家庭（一方工作、一方育儿）则需纳税上千元。这种税负不公客观上加重了育儿家庭负担，与鼓励生育的政策导向相悖。
探索以家庭为主体的综合计税模式——将夫妻双方收入、免征额及各项扣除合并计算，适用家庭综合税率——是提高税制公平性的可行方向。同时，“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未来可考虑根据子女数量实行阶梯式扣除，将第二个孩子的婴幼儿照护扣除标准提高至3000元/月、第三个孩子提高至4000元/月。这对于降低多子女家庭税负、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直接效果。
（三）数字经济对税基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在拓展税收增长空间的同时，也对传统税制形成严峻挑战。一是传统所得来源地和居住地征税规则面临适应性难题；二是现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制度对平台经济、数字服务的适配性不足，引发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三是区域税收分配不均加剧，欠发达地区在数字经济税源争夺中处于劣势。
对广西等西部省份而言，数字经济挑战具有特殊意义。平台经济的跨区域经营特性使得税源向总部所在地集中，税基与税源背离加剧了区域间财力不平衡，进而影响欠发达地区再分配能力。应对这一挑战，既需要完善数据要素课税规则、升级征管技术体系，也需要在央地税收分配制度中充分考虑数字经济特征，避免区域收入差距因税制设计而扩大。
四、措施及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民盟广西区委会谨提出如下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普惠金融示范区的收入分配导向。 在现有支小支农贷款贴息基础上，进一步将财政奖补与就业带动、劳动报酬增长挂钩，对吸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成效突出的市场主体给予更高比例贴息，使财政金融政策直接服务于“提低”目标。
（二）优化企业所得税的分配调节功能。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前提下，研究对金融业、房地产等高盈利行业适当提高有效税率，对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发挥企业所得税在初次分配中抑制资本报酬过度扩张、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
（三）加快推进按家庭课征个税改革。 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启动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计税模式试点，将夫妻双方收入与扣除合并计算，对因育儿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单职工”家庭给予视同收入情形下的同等扣除待遇。
（四）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的边贸加工企业税收治理体系。根据广西边贸加工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情况，税收补缴应适宜当地发展，完善平台经济税收征管规则，建立跨区域税源协调机制，适度向税源流出地倾斜财力分配，防止数字经济加剧区域收入差距，支持边贸企业定额增收精准减负发展。
（五）强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的制度保障。 借鉴广西经验，建立财税部门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常态化协同机制，将中央奖补资金使用与地方税制改革、收入分配政策目标统筹衔接，形成“财政精准调控—金融定向滴灌—税制公平调节”的政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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