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的农村需求
“我们在调研途中，经常会被农民拦住，咨询一些问题，有好多农民还找到我们的住处问我们，问的有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种植前景等，农民对科技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博士生刘天军说。
让刘天军感到疑惑的是，每个县乡都设有农技站，但很多人什么也不懂，“我向农民发了1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8份，73份显示农户很需要科技人员，但没有科技人员下去为他们服务。”
商洛市新田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元在听说“百名博士访三农”的活动后，专门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邀请博士生到他的企业去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在运作过程中总感觉力不从心，想请博士从更高更深层次指导。”
李元毫不隐讳地说，当地政府每年都有好多科技下乡的活动，“但大多是刷刷标语，或者在大街上摆个桌子宣传一下，流于形式。”
对此，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解释说：“乡镇干部的素质比较差，知识层次老化，信息落后，科技人员缺少，这些差异直接限制了经济发展。”
李元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事：“某县农业局的一位领导对农业一窍不通，有一年冬天下大雪，这位领导十万火急地给各乡镇领导打电话质问，‘下这么大的雪，把麦苗冻死怎么办？你们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
“农村现在非常需要科技人才，尤其是农业税减免之后，农村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但现在好多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把自己可以致富的土地放弃了，舍本求末，因为从土地上他们得不到更多的收益。如何利用科技增收，这是目前解决农民收入的一个瓶颈。”
《瞭望东方周刊》在2004年9月采访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一事时发现，这个总人口仅3.2万人的小县城，竟然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的，而在政府各部门严重超编的同时，却是各乡镇农业科技人员的严重缺编。
“综观中国农村历次变革，政策从基层来，从实践中来。”“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称，“所以后税费时代的中国农村需要更多的精英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学习农民的创造力，发现农村的潜力，与农民协作，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农业问题的综合解决之道。”
不过，侯军岐认为：“大学要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我感觉难为了大学，大学的利益源在哪里？教师的利益源又在哪里？社会责任感要和利益对接起来。”据介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学生只有不到30%到了农业岗位上，而真正专业对口的不到10%。
高教改革尝试
在读博士生王秀娟目前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主任，1996年留校，主要教授课程为《农产品贸易》，“以前讲到农村时只是泛泛来说，现在就有具体的事例了。”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百名博士访三农”活动开展的同时，中国农业大学也开展了“红色1＋1”科技行动，学校12个博士研究生党支部与北京市密云县12个村党支部共建，100名博士生进村，1个党支部带动一个村庄，一名博士生帮扶1个农户。
“学校还从这些党员博士生中选聘6人到密云县挂职，分别任农委、科委等部门副处级干部。”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秘书王海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王目前挂职密云县任县长助理。
王海滨称，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有多名教授或在读博士生到地方挂职，如在云南红河州有1名副州长和6名副县长，在河南开封有1名副市长和6名副县长，“最近河北涿州市委又到学校联系，希望有人到当地挂职。”
据称，教育部曾对两所农业院校组织的博士下农村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教育部办公厅编发的一份《简报》对此评述称，“推动农业科技教育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切实加强学生实践教育。”
“现代社会对知识和智慧的依赖性很高，漠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者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漠视。应用学科的研究者有责任去解答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说。
广西县域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