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些年朋友圈流行的“躺平”“佛系”,到今年以来不及市场预期的社会消费以及所谓的“消费降级”,有人就此做出判断:中国正在步入“低欲望社会”。
姑且不论上述观点的正确性,首先应搞明白究竟什么是“低欲望社会”。作为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其同名畅销书中提出的一种社会现象,“低欲望社会”是有其基本特质的,突出表现为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国民持有大量金融资产却未能有效运用资金、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都无法提升消费信心、宏观政策效力减退甚至失灵……
“低欲望社会”之所以率先出现在日本,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出生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年轻一代,对于未来长期发展惶恐不安,年轻人不愿意承担房贷、结婚生子,试图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以此提高步入老年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对照当下国内,虽然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加快、新生人口放缓、不结婚人群增加等现象,但仅此就得出中国滑向“低欲望社会”的结论是不严谨的,甚至是夸大其词。
客观上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众健康意识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带来了人均寿命的延长、美好生活新需要的增长。而房价等生活成本的持续高企,给年轻群体带来了较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结婚生子的意愿。特别是此前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尚未完全散去,部分行业修复还不及预期,民众在经济波动中收入有所下降,自然对未来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人们目前不愿消费不敢消费、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从一组公开数据中不难发现差距所在。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而世界银行2019年的统计显示,当年全球人均收入平均值已达到1157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83395元,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更是要比平均数高出很多。事实上,我国直到2021年才出台了首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在此前很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地区的养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实现人口全覆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乘坐过高铁和飞机,甚至没有走出过所在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