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思想准备，焦成举还是没料到，村民争抢贫困户帽子的热情如此之高。
“你们搞错了!你今天不给我贫困户，咱就到县政府说话去!”一位村民找到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此前入户评估打分，这位村民的得分，远高于贫困户标准分数线。
焦成举来到他家，逐一复核家中实物，“竟然发现了一台2000多元的洗衣机，这是第一次入户时没找到的，分数更高了，他一时无言以对。”
焦成举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现任田东县印茶镇立新村第一书记。
来找焦成举的村民，申请复核的有之，举报他人的有之，推荐人选的也有之……正如真理越辩越明，真贫越识越清。
焦成举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015年10月至今年2月，广西用时3个多月，下派25万名各级干部，进村入户找真贫。一场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行动，打破了乡村的宁寂，刷新了贫困的底色。
“几乎是最穷的人，为何不是贫困户？”
不容富人“被扶贫”
焦成举到斜央屯张贴公告时，正逢屯里办庙会，在外的村民大都回来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是，“这个只有81户的屯子，竟有30多辆汽车。”
立新村是“十三五”贫困村，斜央屯是其所辖的9个自然村屯之一。这一幕，让刚到任的第一书记焦成举，对立新村“刮目相看”。
广西共选派了3500人，与焦成举同期到贫困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2015年国庆节假期后上任。与就任前想象中的贫困村不同，不少第一书记心中开始升起问号。
“不知道何安国2014年为什么没评上贫困户。”田东县作登瑶族乡平略村第一书记韦灿明，这位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派出的干部发现，老何肢体残疾，干不了重体力活，全家5口人，没有产业，也没有人外出务工，收入之低，可想而知。
与韦灿明来自同一单位的戴芳，担任作登瑶族乡坡教村第一书记，让她感到滑稽的是，村里一个跟随爷爷一家生活的10岁男孩，单门独户地成为了贫困户，“我们核实发现，虽然他母亲离家出走，但他父亲在煤矿有工作，并且在那儿有房子，明显不符合贫困户标准。”
有的符合贫困户标准的漏了，不符合标准的却进了。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第一书记们。自治区扶贫办党组成员成伟光也颇有同感：“我春节前到几个县走访贫困户，看到其中一个村最贫困的5户，有3户上一次不是贫困户，几乎是最穷的人，为何不是贫困户？看来原来评定贫困户时，村组干部的权力太大了。”
可以互为印证的是，2015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在广西随机选择龙州县、德保县，开展扶贫专项督察，在两县实地察看了8个村，召开村级座谈会、查看村级建档立卡档案各8次，发现个别村建档立卡质量不高，部分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申请书填写日期等关键信息有涂改痕迹，扶贫手册上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张冠李戴等。
此次扶贫专项督察前的几天，审计署发布一份公告：广西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公告一出，舆论哗然。尽管当即问责处理了52人，其中包括6名县处级干部，广西还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公告发出4天后，广西举办精准扶贫攻坚动员大会暨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培训会，为期5天，一直开到县，采取“视频会议+学习研讨”的形式，2.5万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痛陈：“审计署通报我区马山县违规认定3119名扶贫对象问题，不仅暴露了我们作风上不严不实的问题，也集中反映了我们扶贫工作不精不准、大而化之的缺陷。必须以此为戒，吸取教训，坚决整改，真正把扶贫工作抓准抓实抓到位。”
为此，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自下而上集中开展精准识别工作，把全区538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到村、到户、到人。
3个多月，把538万贫困人口一一识别出来，谈何容易？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投入。
人还好说——发挥制度优势，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其中263个区直机关，以及各市直、县直机关，分别按照所派出第一书记1∶3到1∶5的比例，增派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共派出各级干部25万人，脱产开展精准识别行动。
财力投入同样惊人——自治区主席陈武说，为了把扶贫对象找准，这次精准识别需要印制的上亿张表格全部由自治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保障。“上次我们投入了3600万元，当时已经觉得不少，在全国也排在前面。对广西这样一个财政并不宽裕的省份来说，这次的大投入，我们觉得值!”
人、财俱备，焦成举们踏上“识贫”之路，但尚需答好三道题：识别什么？谁来识别？如何识别？
“不再跟着感觉走”
不问收入看实物
“找出真正的贫困户还不容易？入户问问，谁家收入低，就定谁。”起初，焦成举和不少精准识别工作队员这么想。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你家年收入多少？”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连自治区党委书记都难问得出。
2015年8月中旬，彭清华到罗城县东门镇榕木村调研。贫困户潘金花告诉他，全家6口人，女儿女婿常年在广东打工，老两口年过六旬，体弱多病，还带着两个外孙，女儿女婿有时寄点钱回来。
“每年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一点啦，油盐钱，不多的。”潘金花支吾着说。
再问，回答的还是这句话。
朱学峰，那坡县德隆乡念头村第一书记，也为收入的问题与村民黄丽华“斗智”过。
“在广东那家制衣厂打工，一年收入多少？”
“没有收入。”
“打工挣的钱呢？”
“全花光了。”
“你家孩子还在上大学，通过‘绿色通道’贷款了吗？”
“没贷款。”
“那你给他的学费、生活费，不都是你打工的收入吗？”
“给他的也算啊？”
来自广西大学的朱学峰，即便能估摸出黄丽华给儿子的学费、生活费，也无法算准黄丽华的打工收入。
收入难统计、难衡量，无法有效区分贫富，如何找到“真正的穷人”？
广西的答案是：采取直观的、可感受的、可触摸的指标，去分析判断农民的真实贫困程度，少用那些虚的、很难核定的指标去衡量。
经过六轮试填，广西形成了贫困户“考卷”——入户评估表，一共5页，设置18类98项可衡量指标，包括住房、家电、机动车、健康、上学、务工、土地、养殖等。
精准识别工作队员手持入户评估表，对贫困村所有农户、非贫困村在册贫困户和新申请贫困户的农户，逐户入户调查、综合评分。按照分值高低排序，自治区对照全区538万贫困人口规模，给每个市、县分别划定贫困户分数线，农户得分越高，表明经济条件越好。
当分数成为“硬杠杠”，“分分计较”“分分必争”，成为精准识别工作中遇到的常态。
一天，焦成举接到了一个沉重的电话。
立新村雷令屯的黄选伯，家庭条件不错，房子180多平方米，两个儿子都已结婚，家里3个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孙子得了白血病，治病已经花了40多万元。入户评估时，按照“家庭成员中有1人患重大疾病”的减分项，给他家减去了10分。
“要是我家小孩没有这个病，我不会给你打电话，可我家就差1分，就成不了贫困户……”打电话的是黄选伯的儿媳妇，说着说着就哭了。
焦成举听得出，这是一个年轻母亲绝望的哭，“分数都已经打出来了，我也帮不了什么。”
“你能不能帮着再复核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项打高了？”
工作队要求必须两人以上入户核查。焦成举就和一名队员到了黄家，对着入户评估表，一项项仔细看。
“我们原来入户的同志确实很认真，他们用铅笔把黄家的1.5亩水田标注在评估表上，其实是不需要注明这个数字的，需要的只是根据人均面积打分。”焦成举说，黄家8口人，人均不足0.2亩，“人均0.5亩以下的计1分，0.5至1亩计2分，队员原来给黄家计了2分，‘幸亏’队员算错了。”
焦成举又认真查看了黄家的土地承包证书，然后改正了入户评估分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危朝安说，广西特别注重对因病因灾、因残因学致贫群众的精准识别。
与此同时，广西在每个县域内统一贫困户分数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层层下达贫困户指标的弊端。
经过这次精准识别，那坡县委副书记樊琳娜说：“县城周边的贫困户数少了，偏远乡镇的贫困户数增加了。”田东县作登瑶族乡乡长黄庭源说，他们乡的贫困户少了400多户。
“原来给各个乡镇分指标的时候，可能感觉这个乡镇穷点，就多给些指标，富裕点的乡镇少给些指标，现在搞精准识别，发现原来的做法还是有偏差。”刘军模说现在“不再跟着感觉走”。
“就是村支书、村主任说了也不算”
不看人情看实情
立新村当令屯的贫困户名单公示后，焦成举接到了6个电话，但都不是反映自己困难，而是表达不解：我们屯黄玉兰家那么困难，怎么会得70分？你们是不是再来核查一遍？
事后查明，打电话的这6个人都不是黄玉兰的亲属。焦成举就和队员拿着评估表来到黄玉兰家，发现她家确实困难：全家4口人，她有慢性病，儿子身体不好，不能干重体力活，孙女还小，全靠儿媳妇外出打工挣点活钱。但也发现这些事项的打分，都没问题。
问题出在第一项上：房子是按照“砖混结构”打的分，属于住房的最高等级，加了18分，而焦成举根据入户200多家的经验判断，她家的房子可能是危房，危房则计0分。
“她这不能算是危房，是砖混结构。”当时入户的一名队员说。
“那她家有没有申请过危房改造？”
“申请过。”
“政府有没有批准？”
焦成举就去查档案，发现黄玉兰家4年前就申请过危房改造。而且当时经过镇政府核查，也被认定为危房。但由于她家经济困难，拿不出钱改造。而要拿到危房改造补助款，必须先将危房拆掉，黄玉兰没有钱改造，就不敢拆。焦成举将情况报经镇政府同意，减去了18分，黄玉兰家评上了贫困户。
“做群众工作，光说漂亮话没用，关键看做的事情、评价的标准是不是公正。”焦成举说，“只要你公正地打分，他得不得贫困户，并不十分在乎。当然，如果得了，他肯定更高兴。”
这一轮精准识别，广西采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工作方法，按照“两入户、两评议、两审核、两公示、一公告”程序开展工作。为防止出现“人情分”现象，广西特别规定，入户调查评分全部由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完成，村干部只负责带路，不参与打分，每张评分表都需要经户主和工作队员签字确认。
“以前评定贫困户，实际上是村民小组报上来，村委会评议，没有太多可量化的东西，感情色彩比较厚。比如，家里有子女上学，可能你就得到扶持。或者要看村民小组组长是否推荐你。”韦灿明说，“现在评分很客观，我们作为工作队员，第一步就剔除了感情上的东西。”
戴芳深有同感：“我们都是外地人，不认识你，也不怕得罪你，村干部不敢说、不敢调查的，我们敢。”
广西的做法，某种意义上避免了村干部“两面受气”的境地。
南立村的老罗，之前是贫困户，一家4口人，两个孩子在外务工。经过这次精准识别，他家的分数就上去了，看到公示的贫困户名单上没有自个，就跑到村民小组组长家破口大骂：你怎么不给我贫困户？
“老罗还以为是村组干部说了算，其实不只是组长说了不算，就是村支书、村主任说了也不算，他们只负责带路。”邓小武接到反馈后，和队员一起到老罗家复核，根据他家的情况，一项项进行说明，特别是他的孩子在外务工3年以上，属于要加10分的选项。
“说了算的是识别程序、是评估分数。”邓小武不忘补上一句。
有了程序和分数“撑腰”，平略村党支书黄立军，“光明正大”地成为了贫困户。
“放在100多年前，我这房子绝对属于‘豪宅’。”黄立军指着他家建于1892年的干栏式民居说：底层是“畜牧局”，养了5头猪，5只羊，20多只鸡;中间是“人事局”，全家6口人住的地方;上层是“粮食局”，存放粮食。
走进“豪宅”，虽是白天，黄立军拉开灯泡，这幢木瓦房内依然灰暗，他又拉开了平时不怎么用的日光灯管，屋内才亮堂起来。四面墙都用报纸糊着，“八面来风，夏暖冬凉。”黄立军自嘲道。
42岁的黄立军负担不轻：母亲72岁，女儿读高二，儿子读初二，他当村支书的报酬每月只有1200元。“如果不是改变了贫困户的认定办法，我这次还是不好意思申报，总不能自己评自己吧？”
“村里一个盯着一个”
不惟分数看民意
立新村斜央屯的入户评估分数公示后，这个只有81户的屯，给焦成举打来20多个举报电话，反映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某某的经济条件比我好，分数却比我低，不是我非要当贫困户，而是这关系到公平与否的问题。
放下电话，焦成举坐不住了，带着两名工作队员，跟斜央屯村民小组组长逐户对照，最初一票否决是7户，最终又查出符合一票否决情形的19户，他们将26户一票否决原因全部一一注明，再进行公示，最后报请县、自治区核查，“既没有查出更多，也没有冤枉一户。”
“慢工出细活，磨刀不误砍柴工。到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还有5年时间，我们用3个多月，把‘扶持谁’的问题搞精准了，基础扎实，心里也踏实，使劲也好使。”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唐仁健如是说。
这次精准识别贫困户，广西明确对8种情形采取一票否决，包括在城市买有住房，现有价值3万元以上的收割机、面包车、轿车、越野车等车辆，家庭成员有人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家庭成员有经营公司等情形。
除了畅通举报渠道，自治区扶贫办组织公安、编办、财政、国土、住建、工商、税务、交警等部门，采取大数据技术，联合开展财产检索，精准识别采集到的农户和家庭成员信息约2000万条，输入家庭成员姓名、身份证号码，与各部门提供的1900万条检索数据进行比对。
经过734万亿次比对，广西检索出“疑似贫困户”50万户，涉及家庭成员62.5万人，其中31万人有车，3万人财政供养，8.8万人开办公司，18万人购置城镇房产。
为确保检索结果准确，广西把检索结果返回各县核查，并告知农户，同时组织评议会，评议确认符合一票否决条件的农户名单，由自治区扶贫办统一剔除。
“村里一个盯着一个，谁也不敢乱来。”那坡县德隆乡副乡长闭旦旦说。
广西搞这么大规模的精准识别行动，最怕的还是数据虚假。于是，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识别结果存在问题的，“谁调查、谁登记、谁审核、谁负责”。
根据各地报送的评分结果，广西初步对贫困户划线，发现50分以下的有3个县区：永福县44分、合浦县45分、防城港市防城区49分。
随即，自治区扶贫办派出核查组，对这3个县区入户评估分数开展核查。在永福县随机抽样34户，评分完全准确的只有8户，有误差的26户，入户识别准确率仅23.5%。防城区入户识别准确率43.3%，合浦县的这一比例为77.4%。
自治区主要领导在全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3个县区。问责也接踵而至，永福县、防城区扶贫办主要领导均被免职，合浦县相关领导也受到了处分，具体负责入户识别的干部当然也在处理之列。
“白纸黑字，每一个贫困户都需要我们签字。”焦成举坦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问责结果让人警醒，谁还敢再出问题？为之，难者亦易。”
精准识贫，不易。精准脱贫，更难。
“扶持谁”的问题只是序曲，“如何扶”的大戏刚刚拉开序幕。
(原载《人民日报》2016年03月25日16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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