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的本质是责任法而非豁免法，其修订需要完整地实现“国家致公民合法权益损失应予赔偿”原则。而只有让公众的意见成为立法博弈中最响亮的声音，“国家责任法”才更有可能如期而至。
１３年前通过的《国家赔偿法》，立法本意是制定一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行使职权，改进工作”的法，它的立法依据直接来源于宪法第４１条第３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换言之，《国家赔偿法》是一部公民救济法，又是一部国家责任法。但这部法律出台以后，其内容上存在着赔偿范围窄、赔偿数额低、赔偿责任轻、赔偿程序复杂等缺陷，没能很好的体现立法意图。
从《国家赔偿法》实施１３年来的实践看，受国家侵害的公民在获得国家赔偿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困难。６年前轰动一时的麻旦旦“处女嫖娼案”中，被害人麻旦旦竟然被当地派出所认定为“男性”，且有“嫖娼”行为。法院还认定公安机关对被害人作出的处罚裁决书、强制传唤和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违法、强迫被害人作“处女膜完整”医学鉴定，以及对原告的讯问程序实体内容违法、对原告在审讯时使用械器和械具等行为也违法。受到如此之多违法行为侵害的麻旦旦，在提起国家赔偿之后，一审仅获赔７４．６６元。
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间接损失不赔”，“精神损失不赔”。所以，麻旦旦在诉讼中虽然提出了５００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其结果也只会是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但法律并非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民法通则》第１２０条第一款就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民法上的渊源。２００１年３月，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侵犯人格权和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做了具体规定。这些年来，于民事领域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讼已是司空见惯。
正因《国家赔偿法》还存在缺陷，修法的呼声一直未绝。每年的“两会”上都有相当数量的修改《国家赔偿法》的议案或提案提出。《法制日报》８月１９日报道，《国家赔偿法》修订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７年的立法规划，且进入了专家论证阶段。而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当纳入到国家赔偿范围，则是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
笔者以为，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理应聚焦于“以何种方式纳入”及“推动尽早纳入”上，在精神损害赔偿已确立２０年之后，仍来讨论“应否纳入国家赔偿”，无异于法学之耻。既然公民对公民造成精神损害应予赔偿，国家对公民造成精神损害也应赔偿，就不言而喻。
《国家赔偿法》的本质是责任法而非豁免法，《国家赔偿法》的修订需要完整地实现“国家致公民合法权益损失应予赔偿”原则。这一原则的实现，有赖于立法博弈范围的扩大——在专家论证之外，更需要公民论证。只有让公众的意见成为立法博弈中最响亮的声音，我们所期待的“国家责任法”，才更有可能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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