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峰是上思县佛子村的村委会主任兼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曾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2006年１２月２６日，老苏先后到周围几个生产组跑了一圈，主要是去了解各生产组收砍甘蔗进度。期间，他还特地走进一片新开的果园仔细地察看了一番。原来，一位村民在开垦这片果园时，不小心将另一位村民家的一座老坟的坟头给推平了，从而引发纠纷。在老苏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前者同意向后者赔偿３０００元钱，并承诺不在坟头上栽树。赔偿款是兑现了，但坟头是否恢复，坟上是否真的未栽果苗，他还不清楚……老苏的举动使记者联想到西周官府中所设专司调解纠纷、平息诉讼、维护社会秩序的“调人”。苏美峰对记者说：“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纠纷，如不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发展为大纠纷，甚至转化为治安、刑事案件。”老苏的经验是：“发现纠纷及时调解，千万不能拖。”
像苏美峰这样被称为现代“调人”的调解员，上思县目前共有３０５２名。乡（镇）、村（社区）、屯（组）三级调解网络的健全，使得上思这样一个汉壮瑶等民族杂居、农村三大纠纷比较集中的山区农业县，尽显和谐之态。今年，该县所有的８个乡镇、所有的８７个行政村（社区）全部达到“平安乡镇（街道）”、“平安村（社区）”标准。2006年１２月中下旬，记者先后两次深入上思乡村，对活跃在十万大山腹地的这些现代“调人”进行了一番探访。
“民国官司” 一朝化解
南屏瑶族乡司法所负责人刘美振，曾获全国人民满意司法助理员称号，他所在的司法所也曾荣获全国先进司法所称号。谈到人民调解工作时他说：“说难也难，有时个别村民认死理，遇到几块钱的小事情都不肯互让，真是急死人；说容易也容易，只要调解人员严格按照法律、政策办事，公道正派，群众最终还是信任你的。”
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成功调解的这样一起纠纷。两个行政村中的４个生产组对１２００亩山林经营收益权产生争议，其中一个是壮族生产组，其余３个是瑶族生产组。壮族生产组的村民先拿着一份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的地契，以此证明其权属归该组。谁知，３个瑶族生产组也拿出一份证据：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当时“南宁高院民庭”的判决书，证明那块林地是他们的……看着这阵势，一些调解人员产生了畏难情绪：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司”，如何了断？而身为壮族的刘美振却不动声色。他一方面耐心安抚当事双方，一方面深入事发村屯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还到县里、乡里查阅了许多档案材料，终于弄清楚了事实。然后，他争取了乡领导的支持，以乡政府名义，召开专题调处会议，并邀请县政法委、公安、调处等部门的同志到会指导。刘美振当众出示了土改时和林业三定时上述争议林地的权属证明材料，证明那１２００亩林地经营收益权确属上述３个瑶族生产组所有。面对这个结果，壮族生产组的村民虽然心里直骂刘美振“胳膊肘往外拐”，但也知道理屈，只得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就这样，几十年纠纷，一朝了断。至于那３个瑶族生产组的群众，当初最怕刘美振偏袒壮族同胞，这个调解结果终于使他们一直悬着的心落地了。县司法局的同志告诉记者，由于公道正派，在群众中有威信，所以经刘美振之手调解过的纠纷，成功率差不多是１００％。
“乡里调解员出动比火警还快”
2006年７月８日，华兰乡某村的何老汉因与儿子儿媳发生争吵，遂将自己反锁在里面，意欲自焚。原来，何老汉十几年前丧偶一直未续，几个子女都是他一个人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去年，他最小的儿子也成了家，自己也彻底“减负”了，便想找个老伴共度晚年。恰好邻村有个寡妇也有此意，何老汉便想办了这门婚事。谁知，儿子儿媳知道此事后，一千个不答应。 这天，何家父子又为此事大闹一场，何老汉一气之下动了轻生念头。乡亲们发现这一情况后，轮番劝说，而何老汉根本不听，情况万分危急：一旦火被点燃，不仅何老汉会葬身火海，而且周围一大片房屋也可能化为灰烬。这时，有人想到了乡司法所，并当即拨通了所长的手机。５分钟后，乡司法所所长雷天光与一位同事驾驶摩托车赶到现场。他们一方面好言安慰何老汉，一方面开导何家儿子儿媳，让其回想父亲养育之恩，进而指出：干涉父亲婚姻自由是违法行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劝导，儿子儿媳终于认识错误，表示要尊重父亲意愿。最后，在儿子儿媳真情的呼唤声中，何老汉打开反锁的房门，走出房屋……事后，该村群众都说，司法所的人要是迟来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乡里调解员出动比火警还快呀！”
三寸不烂之舌化解械斗
在有些人看来，基层调解员所调解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其实并非如此。一些群体性纠纷，如果不及时调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２００５年５月的一天，扶绥县那白村六乐屯村民雇用推土机到与上思县那琴乡交界的乌完山上垦荒，那琴乡古梅屯村民认为前者开垦了自己的土地，遂组织人去制止。六乐屯群众则坚持认为是自己的土地，也招了一帮人与古梅屯村民对峙。那琴乡司法所所长江识维闻讯后立即组织人员赶到现场调解。他一方面耐心安慰和劝解双方群众，一方面宣讲有关法律法规。经过４个多小时的耐心劝解，双方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并一致同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从而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发生。
江识维告诉记者，这次纠纷还不算大，调解也相对容易些。他说，２００４年他遇到的一起群体性纠纷共涉及６０户２２３人，如果双方真的动起手来，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据他回忆，在调解过程中，他们几个嗓子都说哑了，好不容易使一方情绪平稳下来，可另一方口气依然硬得很；好不容易使双方大部分村民同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可少数村民一坚持，又有许多人思想产生波动……就这样，为调解平息那次纠纷，他和他的同事们花了整整１１个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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