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由社会资本投建的项目，则可能导致难堪的局面，“一个项目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当投资者的利益和农户利益发生冲突时，你怎么指望他们做活雷锋？”
年里，大旱成为冬春之季媒体关注的头条，从西南五省大旱到最近的江苏、河北八省大旱，舆论关注的重点是“水利建设欠账太多”，并被学者精确到以亿元计算的数据。
但申端锋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吊诡的悖论，过去的几年，国家对农村水利的投入也达到了历史高峰，早在2005年便开始了农村水利建设新机制，为此大量增发国债，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和2010年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1800亿。
另一个案例是，申端锋曾将湖北某县2005年到2010年的项目投资做过一个归类，发现其中很多都涉及农田水利，“投入已经到达了一定水平，关键是，钱投进去了没有发挥效用。”
越投入，问题越多？
罗兴佐在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小水库，连年亏损，被当地政府承包给私人，用于养鱼。结果到了插秧季节，天旱，承包者却不肯放水，农户怨声载道，承包者也满腹委屈：放了水，我的鱼就活不成了，维修水库每年都要投入这么多钱，鱼死了，我岂不血本无归？
“首先这个项目式的投入跟人民公社时期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国家投资钱，采取项目招标的办法，让中标者去建，或者建好后承包给私人，跟农民和农村社区没有任何关系。”在申端锋看来，这种本意是撬动更多民间参与的市场化手段，在中国农村的独特背景下，却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致使了农民用水户与水利工程单位之间的关系断裂，从而导致农业干旱。
制度设计者希望通过农民用水者协会来衔接这一断裂，在水市场化成熟的西方国家，这一方式被广泛采用。但在地少人多的中国，即使农民愿意加入，一个达到谈判规模的用水者协会，光组成者的数量也足以让内部成本变得极高。
“现实的情况是，即使有强大的行政推力，用水者协会也难以有效推广。”申端锋在一次调研中发现，某地拟建几个项目，以“建立了农民用水者协会”作为审批前提，“结果在一夜之间，几个用水者协会就成立了。”
申端锋将这类因为管理问题导致的干旱，称为治理性干旱，以便与由天气引起的气候性干旱、水利设施不足引起的工程性干旱相区别。“在我调研过的地区中，这类干旱有相当比例。”
在他看来，这是市场化必然的产物，“投资是为了获得利润，这是天经地义的。”
直接由社会资本投建的项目，则可能导致难堪的局面，“一个项目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当投资者的利益和农户利益发生冲突时，你怎么指望他们做活雷锋？”
若无有效的预防协商机制，随着民间资本的逐步进入，隐患会越来越多。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直接、间接融资方式，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建设。
在证券时报专栏作者杨冬的计算中，除去土地出让金和政府直接投资，4万亿资金总额尚有大约6000亿的缺口，社会资金必将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按原有投资方式，新的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多？”申端锋感到忧虑。至少，政府补助农户打机井抗旱，至今仍作为一项政绩广泛出现在各地的宣传报道中。
钱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如何调动农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如何重建基础水利人才队伍、如何探索更安全有效的融资模式？这都是尚未揭开迷雾的4万亿计划即将迎来的大考。
广西县域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