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西林普驮粮站铜棺葬
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
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的铜骑马桶
高山之国汉句町
据文献记载,西林县在汉代属句町,句町设县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此之前,在这里生活的部族理应就是句町族。那么,句町是怎么一个部族呢?晋代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一书中说道:“句町国置自濮,王姓毋”。句町是古代百濮族中的一支。百濮原来是生活在“江汉之南”地区的,何时进入云贵高原,已无法考证。但从句町在汉代的活动情况来看,他们至迟是在战国时代,或许在“庄王滇”之前就到了云贵高原。到汉代,句町的活动地域已包括现在云南的富宁和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百色、凌云一带。句町族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很长,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在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的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两次意外的考古发现,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的极大兴趣,争相探索这崇山峻岭之间的历史奥秘。
被严重破坏的古铜棺
1969年冬,西林县政府修筑西林至田林的公路。公路通过西林县普合村普驮屯驮娘江南岸的一座叫洞龙山的小山坡,负责修筑这段公路的是八达公社土黄大队平那小队的民工。12月15日下午,一个民工举锄落地碰上一件硬器,发现地下有异常的响声,像是敲铜鼓的声音,便兴奋地喊道:“我挖到宝了。”同在一起筑路的几个民工出于好奇,围拢过来,刨的刨,挖的挖,终于发现铜棺的一角,有明显的铜锈,也有点点发亮的金光。看看天色已晚,估计再挖也挖不完,又怕惊动工地上的其他民工,就找了个借口说晚上再来加班。于是,他们几个便七手八脚又把已露出的棺角用土盖起来,然后收工回工棚吃饭。
当晚县里派出电影队到工地放电影《农业学大寨》,县革委会要求组织民兵民工观看、讨论。天黑后工地上的民兵民工全都到田坝上看电影去了。发现铜棺的那几位民工便悄悄地来到工地。
到电影快散场时他们已经把整个铜棺全挖平到了地面。但铜棺又大又重,撬不开棺盖,他们只好用钢钎、铁锄撬开一角,由其中的一个人伸手进去摸索,大件的拿不出来,就随手抓出一把小的,搓净泥巴,大家围上来一看,是珠宝。急得撬的撬,敲的敲,终于把整个棺盖打开,趁着天黑,你一件,我一件,成件的东西很快拿光了。这时电影散场,工地发现铜棺材的事很快传开,天黑人多,有的拿着火把,有的打着手电,把铜棺材团团围住,早赶到的都拿到了珠宝,晚到的只能伸手去捞里面的泥土,寻找剩下的零星小件。许多民工连夜赶7080里路把东西拿回家收藏。
公社领队和公路指挥部的同志次日才到工地观看铜棺。只见铜棺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约66厘米,高约70厘米,棺板厚17厘米,内外表面全部鎏金,棺上镶有虎头、人面、云纹,十分漂亮。县革委会领导便叫生产指挥部派一辆汽车将铜棺材运回县里,放在县革委大院。1970年2月,西林县农业机械厂要铜做离心泵,口头向县革委会领导提出申请。当时是“文革”后期,每个县都有“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抓促”指挥部的一位负责人说:“不就是一副铜棺材吗?拿去熔炉吧。”于是批准把铜棺拉到农机厂,砸成碎片,投入熔炉。直到1972年西林普达屯粮店发现铜鼓墓时,自治区博物馆派人下去调查才知道此事,但为时已晚,绝大部分棺板已化成了铜,剩下的部分也被砸成碎片。当时收集到半麻袋碎片,重达116公斤,一些关键部位已失散,再也拼凑不起来,人铜面具8个,只收回5个,此外还收回虎头一件,玉环一件,破碎玉环4件,4个跪俑以及不少的玉管和玛瑙。经过调查得知,铜棺里原来还有一对铜马和两个平面人像,但如今下落不明。
西林铜棺被破坏的事件被反映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非常重视,指令区博物馆的同志继续清查,要求百色地区、西林县两级领导作出深刻检查。1972年12月,区革委会政工组指示区、地、县共同组织联合调查组前往西林调查铜棺出土情况。1973年1月,西林县革委会作了检讨,承认对文物同“四旧”的界限划不清,铜棺出土和处理都没有向上级汇报的错误。2月,百色地区革委会也作出了检查。4月,区革委会向全区转发了这两份检讨,并通报了这一起破坏文物的严重事件。
铜棺材虽然被砸碎了,但其文化价值是抹不掉的。也许人们要问,在云贵高原的南麓,在这样一个高山延绵的边远地带,如此高精度大部件的铜器是如何铸造起来的?其实,句町族在汉代时候的青铜冶铸技术已经很高了,不仅能铸造出形体巨大的铜棺材和厚薄均匀、纹饰复杂精美的铜鼓,能铸造出十分精巧的青铜工艺品和装饰品,而且还能在青铜表面鎏金、鎏银。
在距铜棺墓25米处发现普驮铜鼓墓
1972年7月3日,西林县普驮屯粮店开辟晒谷场时,在距铜棺墓25米处,挖出一座用四面铜鼓互相套合做葬具的古墓。工人发现后立即停工,报告粮站负责人。该负责人闻讯后立即前往现场,并动手发掘,揭开石板及铜鼓盖,又发掘铜鼓两侧,直挖到铜骑马俑才打电话报告县领导。县革委会派人武部一位科长前往处理,这位科长又擅自主张采取盗宝式的发掘,从上午开始,挖到中午,把全部器物取了出来,运入粮站仓库暂存,下午运回县城。7月4日,县文化馆打电话给自治区博物馆和地区文化局,叫派人下去了解。区博物馆立即派两位同志赶赴西林,但发现现场已遭到严重破坏。这座墓的形制非常特殊,墓坑略作圆形,造作不规整,直径1.5米1.7米不等,深2米;在地表之下深约0.6米处有一块圆形石板盖住墓口,石板下面并排放着十二块大小不等的石条,石条下面就是铜鼓,铜鼓四件是互相套合埋在地下的,在最内层的铜鼓内推放骨骸,后经广西医学院解剖教研室鉴定,认为死者为男性,二十五岁左右。从骨骸堆放的情况判断应是“二次葬”。根据墓里所出土的器物看,都有西汉初期的特征,所以墓葬的年代被推断为西汉前期。
铜骑马桶,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
从普驮铜鼓墓出土的最有价值的文物就算是铜骑马桶,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了。
铜骑马桶包括马、鞍、骑士三个部分。器表全部鎏金,明亮夺目。马是雄马,膘肥体壮,昂首而立,迎风嘶鸣。马鞍方形,覆在马背上。骑士头戴武冠,身穿夸褶,束臂鞴,缚裤腿,脚蹬统靴,双腿跨坐鞍上,两手置胸前,作勒缰状。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形象。
随葬品明显分为两类,一类同中原内地的风格一致,一类有浓厚的西南少数民族色彩。其中的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是典型的中原造型风格,它们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浓厚兴趣。这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现珍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每个俑的高度大约在10厘米左右,都着宽袖长裙,双膝跪地向后而坐,是秦汉时代最流行的装束和坐姿。那么在随葬品中,四个铜俑反映的是什么场面,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呢?专家分析认为,四个铜俑呼三喝四的造型,正是对弈六博棋的情景。据文献记载,六博是古代中原地区盛行的一种娱乐活动,也称为博戏。它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商代,自战国以来就十分流行。《战国策》中讲到齐国都城临淄的殷富时,举例说:“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六博鞠者”。在《楚辞》中也有关于六博的内容。到了汉代,六博更为盛行。那么这种六博棋究竟是如何下的,怎样才算输赢,由于它很快就失传了,后人已无从破译。但有一点在史书里得到反映,就是下六博棋时,获胜的一方高兴叫喊,被杀吃的一方,会有不快的动作和表情变化。这与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出土的四个六博铜俑的情形是相符合的。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也能看到这样的情景。
据考证,六博传入广西时,是在贵族阶层人员中首先展开的一种娱乐,因此用六博铜俑和棋盘随葬的墓主人,地位是很高的。而在该墓葬中发现的四面铜鼓更能说明这一点。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兄弟民族的珍贵重宝,在《隋书·地理志》中说:“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用铜鼓给死者做葬具,自然更是不寻常的事。那么这个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呢?据记载:得鼓二、三便可号称王。就说有两、三面铜鼓,你就可以当一个地方王了,所以这有四面铜鼓陪葬的墓,因为它的规格很高,应该是句町王的墓葬。
铜骑马桶,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已被 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定为一级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