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博物馆：叩问“铜鼓王”

游客在观赏“铜鼓王”。　　

游客在敲击韦启初复制成功的大型铜鼓。

 

　　它的重见天日经历了哪些曲折？它的身上潜藏着哪些谜团？复制它的专家又遭遇了怎样的尴尬？

　　壹 你从哪里来？

　　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铜鼓文化展厅，只见众多铜鼓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面巨型铜鼓。

　　这面巨型铜鼓鼓面直径宽达165厘米，足以供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人伸展四肢平躺。尽管当年流落于民间时，遭多次挪动，底部有残缺，高度减至67.5厘米，但鼓的重量仍达300公斤。1995年11月，国家文物局专家经鉴定确认其为国家一级文物。由于在已发现的铜鼓中体积、重量堪称“世界之最”，专家们又给了它一个名字——“铜鼓王”。

　　体态如此庞大，身上的花纹却铸造得相当精细。鼓面中心的太阳纹放射着8道光芒，外圈以突起的同心圆弦纹分成5道晕圈，晕圈内布满云纹、雷纹，一眼望去，神秘莫测。

　　“铜鼓王”早在1955年就由发现地北流运送至南宁，最初收藏于广西博物馆。以研究铜鼓闻名的我区考古专家蒋廷瑜，每次面对它，心中总会涌起一股特殊感情。虽然已经退休，蒋廷瑜仍和同行一起，不懈探索着潜藏在“铜鼓王”身上的一串串谜团——

　　首先是“铜鼓王”的来历。在进入博物馆前，“铜鼓王”曾存放于北流市六靖镇水埇庵。当地人说，它是清乾隆年间从地下挖出来的。对这一说法，蒋廷瑜多方查找历史资料，始终没能得到确凿证据。能查到的最早文献，是清光绪四年(1878年)徐作梅在《北流县志》中的一段记述：“水埇庵内有铜鼓，围二丈余，高二尺。”从尺寸看，说的似乎就是“铜鼓王”。

　　另一位对“铜鼓王”投以关注目光的专家，是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万辅彬。1997年2月，万辅彬与中日铜鼓研究课题组专家赴北流考察时，当地老人对“铜鼓王”的来龙去脉做过这样的描述：

　　上世纪40年代，石窝镇坡头村一位村民上山砍柴，将扁担插入地下时，突然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开始以为是石头，使劲捅了两下，发出的却是金属回音。

　　地下该不会有什么值钱的宝物吧？这位村民马上用锄头扒开泥土，渐渐地，一面巨大的铜鼓出现在眼前!

　　山上出大铜鼓啦!闻讯而来的村民围着这面巨型铜鼓啧啧赞叹，惊为“神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一番后，决定把鼓就近安放在山下康光庵里，供拜神、求雨用。

　　按当地习俗，铜鼓进庵，得先占卜吉凶。于是请来道公打爻问神，显示的结果却是“不合”。问来问去，“合适的地方”是六靖镇的冼太夫人庙。

　　于是，一群人吃力地抬着巨型铜鼓慢慢往前走。在路过水埇庵门前时，抬鼓的篾缆突然“啪”的一声断了。众人一片惊慌，连忙进水埇庵打爻问神，竟然“一打就灵”!

　　于是，按照“神的旨意”，这面铜鼓被安放在了水埇庵。

　　专家们前往水埇庵考察时，虽然“铜鼓王”早已运往南宁，正殿石柱上却还留着这样一副对联：“神鼓出世威镇四海，神灵显圣福荫万民”。古朴的水埇庵，似乎还在回味当年和“铜鼓王”的一段因缘。

　　村民们的描述有声有色。然而，按徐作梅的记述，“围二丈余，高二尺”的大铜鼓早在清代就安放于水埇庵了。究竟是村民记忆有误，还是《北流县志》中记载的那面大铜鼓并非“铜鼓王”？至今仍是个无解的疑案。

　　贰 你有多少岁？

　　“铜鼓王”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产儿”？这是专家们曾经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从“铜鼓王”身上，没能找到可供断定制作年代的明显证据。专家们只能根据铜鼓花纹特色以及出产地冶铜、铸铜遗址透露的种种信息，各抒己见——

　　有专家认为，“铜鼓王”的“出生时代”当在春秋晚期。理由是：这面铜鼓通体装饰云纹(螺旋式单线旋纹)和雷纹(菱形相套叠的回形图案)，既和我国商周时代青铜器上常见的云雷纹有共同特点，又和两广地区西江流域春秋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片上的云雷纹相似。

　　对上述观点，蒋廷瑜、万辅彬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商周青铜器云雷纹是一个总称，前后延续达1000多年，各个阶段的纹样并不完全一致。早期多作地纹，纤细而圆滑;晚期多呈勾连纹或蟠螭纹。而“铜鼓王”鼓面上的云雷纹，呈现的是单个螺旋式图案，和商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别。

　　那么，“铜鼓王”究竟更有可能是哪个时代的“产儿”呢？蒋廷瑜、万辅彬等专家在进行大量对比研究后有一个新发现：汉代不少器物的纹饰，与“铜鼓王”的纹饰颇为相似。

　　1976年，在容县出土了一件流行于汉代的羊角钮铜钟，铜钟腹部的螺旋式云纹让考古专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拿来和“铜鼓王”上的云纹一对比，果然相同。1978年，在昭平县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一座铜持灯俑。灯俑头戴一顶莲花形小帽，帽上的螺旋式云纹，也和“铜鼓王”的云纹完全相同。而且上述汉代文物的出土地，正处于北流型铜鼓的中心分布区。

　　从“铜鼓王”硕大的形体、精良的铸造工艺看，蒋廷瑜、万辅彬也认为：以春秋战国时代的铜器制造工艺，在广西一带还造不出像“铜鼓王”这样的巨型铜鼓来。目前在两广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多为乐器、酒器和兵器，有不少明显是从中原地区输入的。到目前为止，在广西还没有发现与大铜鼓相应的先秦青铜文化遗址及铜器群。

　　专家们的目光又投向1966年在北流铜石岭发现的冶铜遗址。经考察，这个冶铜遗址同时也是铜鼓铸造遗址。将铜石岭冶铜、铸造遗址出土的木炭送往北京大学有关实验室测验，确认木炭样品的年代距今1870年左右。遗址中送检的一个鼓风管样品，经测定年代距今在1795年左右。

　　依据上述数据分析，冶铜遗址所处年代当在西汉至东汉。这，应该也是“铜鼓王”出生的年代。

　　叁 造你有多难？

　　“铜鼓王”体态庞大，却通体厚薄均匀，鼓身上的花纹也十分精细、流畅。这么大一面铜鼓，当年是怎样铸造出来的呢？

　　对于我国出土铜鼓的金属成分，奥地利学者黑格尔早在1902年就进行了分析，发现铜鼓并非完全以铜铸成，而是含铜的合金。其中，北流型铜鼓含铜71.15~79.02%，含铅16.54~16.69%，含锡8.85~11.94%。古人在铜中按一定比例添加铅、锡，为的是增强铸造性能，增加鼓的强度和硬度。

　　虽然掌握了配方，但古人铸造铜鼓的具体方法，至今仍是个谜。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有这样的描述：“炼铜鼓师不过十余人，其法绝密，传于子而不传于女……”由于铜鼓铸造方法“秘而不宣”，到清代末年，铜鼓铸造技艺便失传了。

　　如今，专家们只能根据实践和现代铸造工艺进行合理推测：从外形看，“铜鼓王”的鼓面与鼓身浑然一体，它应该是用泥模铸造法一次浇铸成型的。

　　尽管在北流铜石岭发现了铜鼓铸造遗址，但由于当年古人铸造铜鼓的泥模用后即毁，专家没能在遗址现场发现有研究价值的完整模块。

　　尽管目前在广西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铜鼓作为乐器和崇拜对象还运用于各种庆典活动，是一种“活的文化”。但是，由于铸造方法失传，“活的文化”将来有一天完全有可能变成“死的文物”。

　　为了让铜鼓成为“永恒音符”代代相传，万辅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产生一个强烈愿望：依照“铜鼓王”的形态、大小，仿制一面巨型铜鼓，亲身体验一下古人铸造铜鼓的感觉，并为铸造技艺摸索经验。

　　应邀参与复制“铜鼓王”的技术力量堪称雄厚——曾经主持复制编钟的中国科学院专家担任顾问，中国精密铸造学会、上海博物馆科技考古实验室也派来专家指导，南宁重型机械厂提供技术、设备支持。

　　然而，前两次铸造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与其说是“大铜鼓”，不如说更像个“大铜筛”——浑身布满窟窿!

　　第三次浇铸完成时，一个完整的鼓面终于呈现在眼前!大家正要欢呼，马上又遗憾地发现：鼓身只铸成了半截。

　　不服输的专家们又发起第四次攻关。这次拆模时，一个完整的鼓身出现了!但抬头一看鼓面，又让人一声长叹——鼓面上因气泡影响，冒出两个明显的凹坑!

　　最终，专家们带着深深的遗憾，将第三次铸成的完整鼓面与第四次铸成的完整鼓身焊结在一起——“铜鼓王”就这样复制成型了!

　　在广西民族大学科技楼大厅里，记者曾见到那面专家们历经8年努力复制而成的大铜鼓。尽管工人们将鼓面与鼓身焊结得颇为精巧，乍一看去，复制品与“铜鼓王”如出一模。然而，受焊结和鼓面太厚等因素影响，敲击时音质不洪亮，而且听不到“铜鼓王”那悠扬的余音……

　　万辅彬手抚鼓面感慨道：“经过对‘铜鼓王’的复制，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大型铜鼓铸造工艺之难。古人非凡的创造力和工艺水平真是令人佩服，铜鼓文化的奥妙精深实在令人着迷!面对这个复制品，我总感觉遗憾。要让铜鼓文化长久地‘活’下去，我们必须不断实践，把失传的铜鼓铸造工艺摸索总结出来。”

　　可喜的是，2014年3月1日，记者前往广西民族博物馆探访“铜鼓王”时，在楼下大厅里见到了一面新安置的直径169厘米、高99厘米的巨型“钱纹铜鼓”。它的铸造者，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一位铁匠世家的后代——韦启初。

　　去年10月，在第二届广西工艺美术品展览会上，记者曾与韦启初交谈，得知他从1993年开始试铸铜鼓，屡败屡铸。到2008年，他终于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大型铜鼓铸造工艺，成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专家们的遗憾，被一位铁匠化解!

　　记者敲击“钱纹铜鼓”鼓心，“咚咚”的鼓音在大厅里回荡……

　　“铜鼓王”，你有没有听到这位“现代兄弟”发出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