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朔停留时，住在西街边一家古色古香的宾馆里，对面，即是徐悲鸿故居。之前一直听闻徐大师与佛法有着甚深法缘，世人评之：人有禅心，画有禅意。而今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徐悲鸿大师与婉延的漓江也有着不解之缘。
说是1935年11月，徐悲鸿遭迫害愤离南京，经广东到达桂林，为阳朔的风光所迷恋。遂在碧连峰里寻找住宿。一天在一家破败的房屋前，看见两颗高大的玉兰树，繁花朵朵，艳如白雪，顿生眷恋之情，租屋住下。李宗仁先生知道此事后，派人购下此屋，加以修建，赠与徐悲鸿聊作绘画栖身之所。
院内一米多高大理石座上有徐悲鸿半身的正面铜像，两侧是阳朔特有的奇石，篆刻着“阳朔天民”、“徐悲鸿印”等图章。大厅两边耳房和展览室陈列着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的合影和生活照，以及“漓江春雨”等一批艺术作品。故居门楹上的“徐悲鸿故居”五个字系廖静文女士手书。
这座有着浓浓书香气息的小院，依在漓江边上。想必是那盈盈的漓江，给徐大师无穷的灵感。徐悲鸿在此进行了大量创作，“晨曲”、“逆风”、“风雨思君子”、“古柏”、以及著名的“漓江春雨”等是该时期的代表做。他在《南游杂感》中写道：“世间有一桃源，其甲天下山水，桂林之阳朔乎!……江水盈盈之，照人如镜，萦回缭绕，平流细泻，有同吐丝。山光荡漾，明媚如画，真乃人间仙镜也!”
徐悲鸿先后留日、法，游历西欧诸国，观摹研究西方美术。他在《中国画改良》中阐述了自己对西方绘画的态度：“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可见徐悲鸿大师有着深厚的传统素养，也清楚地知道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当初这动荡不安、崇洋媚外的年代，徐大师如同莲花般淡然、洒脱，纯净。
在《与<时报>记者谈艺术》中徐悲鸿说：“故欲振艺，莫若惩巧;惩巧，必赖积学。不然，巧徒遇浅学之师，不旋踵逾之矣……”。体现了徐大师“忌浮华，惩淫巧”的批判主张。
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他曾说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应知所先后。不得其正，焉知其变？不得形象，安得神韵？”
这和中国俗语“不学走，就学跑”是一个道理。
徐悲鸿创作的画有艺术生命感染力，有他自己的理想，更有他自己的智慧。大师曾到云南鸡足山的悉檀寺小住，为寺内长老亚希上人画了《 雄鸡竹石图》。画中题诗：
信是先知先觉难，
佛光早指翠微间;
灵鹜一片荒凉土，
岂比苍苍鸡足山。
只言片语，有他对佛法的理解和崇敬，有着深深的禅意与智慧。
1940年，徐悲鸿赴新加坡和南洋各地举办画展。国家危亡、民族苦难，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他虽享有盛名但仍每天紧张地忘我创作，所有画展全部巨额收入他都捐献给祖国用以救济难民。
精神情操，用画笔阐述，赤子之心，以菩萨行表达。
1939年，已迁居新加坡的广洽法师为祝弘一大师六十寿辰，特请正在新加坡举办画展助赈的徐悲鸿为大师造像。徐悲鸿欣然接受，画了一幅弘一大师的油画肖像——这就是经常被收入各种弘一大师纪念集中的那幅画了。
徐悲鸿本人显然对这幅画也很重视，1947年，他又为此画亲笔补写了题记一则，表达了他对弘一大师的景仰之情。
题记全文如下：
早岁识陈君师曾闻知今弘一大师为人，心窃慕之。顾我之所以慕师者，正从师今日视若敝屣之书之画也。悲鸿不佞，直至今日尚沉缅于色相之中不能自拔，于五六年前且恳知友丐师书法，钝根之人日以惑溺，愧于师书中启示未能领悟。民国二十八年夏，广洽法师以纪念弘一师诞辰，嘱为造象，欣然从命。就吾所能，竭吾驽钝，于师不知不觉之中，以答师之惟一因缘，良自庆幸;所愧即此自度微末之艺，尚未能以全力诣其极也。
三十六年初秋悲鸿重为补书于北平寓斋。
我这八卦人士，也是弘一法师的粉丝之一。也八卦一下弘一大师与徐悲鸿的逸闻二三事：
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居士在《对我祖父的思念》一文中提供了这样一则新材料，她在文中写道：
不久前，听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老师给我讲了两个故事：在我祖父出家后，徐悲鸿先生曾多次进山看望我祖父。一次徐悲鸿先生突然发现山上已经枯死多年的树枝，发出新嫩的绿芽，很纳闷，便问我祖父：“此树发芽，是因为您——一位高僧来到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枯树，它便起死回生？”祖父说：“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起来的。”
还有一次，徐悲鸿先生又来看望我祖父，他看见一只猛兽在我祖父跟前走来走去，没有伤害人的意思，很感到奇怪。便问：“此兽乃山上野生猛兽，为何在此不伤人？”我祖父说：“早先他被别人擒住，而我又把它放了，因此它不会伤害我。”
此外，蔡冠洛亦有《戒珠寺一夕谈》一文，文中说：“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大师卓锡绍兴戒珠寺讲苑。将去苑之前夕，余与鸿道人为之写像，复以纂述年谱请。师曰：‘惭愧，生平无足述者。’”
八卦徐悲鸿故事的同时，也再次体悟了弘一法师的谦和与智慧。
不管是弘一法师李叔同还是徐悲鸿，于我都如同天上之人般清灵高尚，此次在阳朔徐悲鸿故居踱步，想想仙人般的心与事，也过滤一下自己的庸俗、骄躁与愚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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