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县域旅游的创新性策略

　2003年到2006年，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带领一个团队共同完成了《中国县域旅游典范——阳朔现象》的课题研究工作。

　　长期以来，阳朔都是中国旅游界关注的对象。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为正在成长的中国旅游业特别是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是本课题的基本想法。这个想法最初由张源涛先生提出，经过不断的交流，形成了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然后是一年半时间的实地考察、个案研究、人物采访以及文献查阅，全程参加了世界旅游组织举办的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发展指标国家研讨会、国家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文化产业处长工作会议和广西旅游局举办的广西旅游工作会议，获得了大量权威信息和资料文献，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启发，最后形成了《中国县域旅游典范——阳朔现象》的研究报告。

　　表面上看，从课题立项到课题完成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但实际上，2003年“非典”期间，我就用了半年的时间长住阳朔对阳朔的英语教育进行了深度调研。在那段时间里，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教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休闲，亲自见证了阳朔英语教育的里里外外。2003年下半年，在刘三姐歌圩尚未建成的时候，我受《阳光之旅》杂志社的委托，介入了《印象·刘三姐》的宣传策划，用了半年的时间，对《印象·刘三姐》的策划人、导演、演员进行了深度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了多篇有关《印象·刘三姐》的研究文章。2004年初到2005年中，我经常到阳朔，补充关于阳朔旅游的知识，结交阳朔从事旅游业的朋友，扩大和深化对于阳朔旅游的感性与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接受了阳朔政府提出的课题研究任务。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课题从开始到完成用了整整三年时间。

　　用整整三年时间完成一个县级城市委托的研究课题，在今天这样一个“学术大跃进”的时代，似乎是“事倍功半”。然而，我们仍然如此投入、如此较真的全部动力，来自于对“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境界的向往，来自于对阳朔作为中国县域旅游典范的信念。正是出于这种向往和信念，我们的研究采取了最不取巧的操作办法：我们不仅采访了一批像国家文化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丁伟、国家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王永章、广西旅游局局长肖建刚这样的政府领导，采访了像张艺谋、梅帅元、王潮歌、樊跃这样的文化名人，而且更关注那些无职无权的普通百姓。我们既注意倾听政府人士的声音，更努力听到政府之外的声音。不仅重视中国旅游的“大脑”，那种决策层发出的声音，更真正沉到了阳朔旅游的“心脏”，努力探求“从心脏向整个身体输送的血液的流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探秘县域旅游的创新性策略，解读旅游产业的发展案例”。我们与许多最基层的旅游从业者、旅游者交朋友，从他们那里获得最真实、最质朴的材料，在这些朴实无华的个案中，经过艰苦的分析与思考，去抵达或者接近我们的研究目标。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觉到，用所有既定的研究模式去“套解”阳朔旅游，都会落入“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俗套。我们强调通过忠实记录来“去伪存真”。我们的研究报告与众不同，并非来自我们创新的冲动，尽管创新始终是我们的研究目标，它仅仅来自我们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坚定地恪守这样一个原则：我们需要获得的是“真知灼见”，而所有“灼见”都必须以“真知”为基础。

　　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中，我们纳入了不少链接的内容，它们主要是受访者的谈话录。这些链接内容是我们所要论证的观点的重要论据。采取链接的方式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显示受访者，特别是许多基层受访者的思想智慧，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来自最基层的思想的价值；二是对学术规范的恪守，标明所有思想观点的原始来源；三是在保留研究报告现场感的同时又不损坏报告结构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