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近日下发9号、10号文件，成为当前所有县级纪委的“最大命题”。有基层纪检干部用“春天来了”形容文件带来的感觉，更理性的分析是，在常人印象中近年职能有所“虚化”的县级纪委，将重获制度上的重视，或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拐点。
意外礼物
9号、10号文件的核心是对县级纪委扩权、扩编。
5月份，舒洪波进京参加全国首次县纪委书记大培训，意外地收到两份礼物——中纪委 9号、10号文件。舒洪波认真看了一遍后，深知其中的份量，马上将其传真回县纪委，让班子成员赶紧组织学习传达。
舒洪波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纪委书记。他的直觉没错。这两个文件当即成为培训班上讨论的主要话题，时至今日，更扩展成为所有县级纪委的“最大命题”。
9号、10号文件的全名分别为《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核心是对县级纪委扩权、扩编。
一些县纪委书记介绍，文件既有对县级纪委政治地位的加强，比如资历相同的常委，担任纪委书记的排在前面，比如监察局长参加或列席县长办公会，比如适 当增加纪委编制等；亦有具体的经费和装备保障，比如2人一台电脑，4人一台打印机，7人以下配置一辆汽车，8到15人配置2辆，16到30人配置3辆等， 而且经费都由中央和省级负担。
有基层纪检干部用“春天来了”形容文件带来的感觉，更理性的分析是，在常人印象中近年职能有所“虚化”的县级纪委，将重获制度上的重视，或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拐点。
现实困境
前任纪委书记要经费，是给常务副区长打电话，“你来我办公室一下，商量个事，”但轮到他这里，却是他要去常务副区长的办公室，看对方有没有空。
如果了解县级纪委的实情，“春天”并不算夸大。
一位西部地区的县纪委书记告诉记者，他2006年参加省里的培训班。因为常委排名基本是按照各个常委的资历来排，这拨新上任的纪委书记们很快发现彼 此都是“后排的”，一些年轻的纪委书记们排名甚至倒数一二，便相互打趣。有一个区纪委书记在发言时还感慨说，前任纪委书记要经费，是给常务副区长打电 话，“你来我办公室一下，商量个事，”但轮到他这里，却是他要去常务副区长的办公室，看对方有没有空。
另一位东部地区的县纪委书记刚上任，办的第一个案子是县粮食局长违纪案，纪委查实后建议开除党籍，但到了县委常委会上，建议则变成了留党察看。怎么 办？该县所属市的纪委常委会的意见还是开除党籍，最后，案子又摆到了市委常委会上。常委会请示了上级以后做出了决定，粮食局长最终被开除党籍。虽然最后的 结果是县纪委书记的意见被采纳了，但一番“车轮战”下来，他已知道了其中的艰难。
桑植县纪委书记舒洪波亦有同感。
“过去办案件是成绩，讲反腐败斗争，现在讲的是惩防体系建设，防止腐败也是成绩。”初到桑植，舒洪波就被熟悉情况的朋友告诫，要注意工作方式和查案力度。
一个纪检干部说，“案子办多了，遭嫉恨。”桑植的几个办案干将几乎都有被受查处人员责骂的经历。即便是调离纪委，安排出去后在外单位也容易受排挤。有一个老纪检干部临退休前被安排到财政局，恰恰财政局曾经有一些干部被他查处过，结果欢迎会那天场面十分冷清。“
干部对纪委的人一般是两种感觉，又怕，又恨。”一位基层纪委干部说。
还有更现实的经费问题。以桑植为例，因为该县属国贫县，县纪委30人，每年财政安排的工作经费只有26万元，人头经费不足一万，只有政法系统的一 半。电话、电脑、汽油、过路费、办案费除掉以外，每年经费缺口都有几十万。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的县纪委书记都不能回避经费缺口这个问题。
过去那种纪委爱办经济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0年前有个教育局的案子涉及到30多万的违纪资金，县委书记当时曾专门叮嘱纪委书记，说教育部门也很 艰难，那30万就不要收缴了。等纪委书记一去省里学习，纪委在家负责的副书记则立马将那30万收了上来。纪委书记回来很尴尬，一问，下属两手一摊，“不收 咋办？大家一包包的条子报不了，咋过年？”
还有一个区县纪委书记们不便明说的现实状况是，十七大后，“书记减副”，纪委书记不再担任副书记，只是常委的纪委书记们普遍感到了前后落差。“前任纪委书记是县委副书记，同时分管政法、纪检、信访和稳定，意见往往很有份量。但现在发现有些变化。”舒洪波说。
曾经的试验
近两年所发生的类似于贵州瓮安这样的数起件，绝大多数都源于基层群众日积月累的利益受损。那些未及爆发就不易察觉的官场积弊，显然不能靠中纪委和省纪委来清理。
其实，在张家界市，在桑植县，对县级纪委的加强曾有过很有想像力的试验，甚至，县纪委在桑植的政治舞台上曾经“长袖善舞”。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家界市纪委进行了下派纪委书记的试验。几年时间，市纪委前后派出多名室主任到区县担任纪委书记。因为关系归属市纪委和市 委，少了地方上的牵绊，这些下派纪委书记们很快就竞相在各区县掀起了一场场“廉政风暴”，甚至敢于对同级县委领导班子进行监督。在桑植县，因为前后有两任 下派纪委书记，雷智勇和胡圣虎，那几年的纪委每年都是两三百起案件，最高峰时期，一年办390起案件。后来这个经验被中纪委总结为“张家界模式”。
官场风气顿时收敛，自知有违纪问题的官员们也有些惴惴不安。有次，一位当时的县纪委副书记打电话给一个副局长，说商量个事情，对方答应20分钟后到 办公室来。过了一个小时不见人，陈寿林去电询问，那边说，“陈书记，不好意思，我先把手头的工作交代给其他领导，又回家取了几件换洗衣服，所以耽搁了。”
1998年后，全国纪检系统推广江苏“曹克明模式”，要求各地纪委书记由副书记担任，但当时张家界市纪委很难再派出能担任副书记的中层干部。尽管成效卓著，但此后“张家界模式”悄然淡出。
当地人评价，这种模式之所以没有坚持，在于“试验”终究是“试验”，没有制度化。而此次9号、10号文件的出台，从制度层面对县级纪委的职能定位予以了明确。
“郡县治，则天下安，”舒洪波注意到，贺国强和何勇同志的重要讲话都提到了这句话。
全国有2800余县、市、区、旗，在县乡的24万纪检监察干部，就占了全国纪检监察干部的2/3。但过去数年，受限于同级监督的难度，几乎所有大案要案都是中纪委和省纪委出马才能查办。只能监督乡镇科局和村干部的县级纪委甚少被高层和社会舆论所关注。
然而，近两年所发生的类似于贵州瓮安这样的数起件，绝大多数都源于基层群众日积月累的利益受损。那些未及爆发就不易察觉的官场积弊，显然不能靠中纪委和省纪委来清理。这正是基层纪委的职责所在。
但是，权威性略有弱化的基层纪委还同时面临着缺经费缺人手缺装备等一系列现实困境。
早在去年下半年，“加强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就成为了中纪委研究的一项重点工作，课题组先后到十余个省市进行了调研。稍后，从一系列召开的各种会议来看，中纪委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委建设。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对于县纪委书记们来说，是种必然。
如何真正监督
不再分管人事之后，现实中的专职副书记似乎成了“接待书记”、“开会书记”。如果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呢？
回到桑植第二天，舒洪波就给县委书记邹宇明汇报。邹书记一看文件很高兴：“这两个文件好啊，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帮助解决了我们老区的困难。”
这次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要求装备配置的汽车、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摄像机、照相机和录音笔，补缺所需资金，西部地区中央财政补助80%，中部地区中央财政补助50%，地方负担部分则由省级财政提供。
桑植虽在中部湖南，但因为是国家级贫困县，能比照享受西部政策。按照文件所说，纪委办公经费预算标准此后参照当地政法机关预算标准执行。舒洪波算了 一笔账，桑植县政法机关每人每年2万，那县纪委按此标准就可以安排到60万，基本够纪委办案开支，“没有经济的压力，纪委办案的公正性就更能得到保障。”
在舒洪波看来，除了给人给钱，文件的最重要方面还在于提出加强县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班子建设，“这不仅仅是一个排位和帽子的问题，事关党风廉政建设大局。”
对于加强县级纪委领导班子组织建设，文件专门提及县级纪委不同于其他部门的特殊之处，“县级纪委是经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讨论的 时候，一些县纪委书记专门分析了文件提到的内容，“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职一级的干部担任，副书记由正科级领导职务的干部担任，常委由副科级以上领导职务 的干部担任。”
一位东部地区的县委书记的看法是，“这或许为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开启了一条出路。”
在“书记减副”的大背景下，副书记兼任副书记的话题似乎较为敏感。
不再分管人事之后，现实中的专职副书记似乎成了“接待书记”、“开会书记”。如果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呢？
“这绝不是个人的问题。现在是三个书记，县委书记有决策权，县长是副书记，有执行权，如果专职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那就是监督权，”上述县纪委书记 反问记者说，“你说，这样的架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是不是实现了权力的科学配置，又加强了党内监督，更有利于基层政权的执政能力建设呢？”
广西县域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