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这里的一个背景就是，实行近30年的“市管县”体制，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而去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又加重了这种影响并使它很现实地摆在政府面前。
农村的落后与“市管县”体制有直接关系
中国的县制有两千多年历史。县是政府最基本也是最基层的行政单元。目前的“市管县”体制是从1982年开始的，当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发出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的通知。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地区和市并存的问题，打破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并通过作为中心城市的地级市的辐射作用，带动所辖县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最终改变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
这个目的不能说不好。但在衍变过程中，“市管县”体制逐渐悖离了上述政策意图。“市管县”体制从行政、财政上确立了城市的中心地位，却削弱了县域经济的自主权。在“市管县”下，市把县的发展和财政大权以及相当部分的人事权集中到市里。由于我们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主要看经济增长的情况，显然，发展工业和进行城市建设最能拉动GDP增长，因此，无论从政府官员的个人前途还是城市集团的利益出发，不管有没有发展工业的基础和条件，市级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把各种资源和资金投入到工业和城市建设中去，农业和农村则被严重忽视。
所以，在“市管县”体制下，获利最多的是市级政府及市级城市本身。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还截留中央和省下拨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使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年来，城市特别是市级行政区的中心城市显得一片繁荣，但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则越来越大，这在中国的中西部和北方地区尤其明显。
城乡差距的鸿沟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在农村劳动力还能够顺利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的情况下，打工的收入能够大部分弥补农业的收益。可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25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这无疑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增收以及农村社会稳定都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使得中国农业和农村的薄弱状况暴露无遗，从而强化了政府解决农村问题的紧迫性。这也是今年为什么要在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中提出推进省管县改革的原因所在。
由此来看，改革 “市管县”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县域经济，最直接的受益者则是农民。假如县级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权和行政权，由于他们直接面向农村，那么，各个县就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像粮食、油料、棉花、猪肉这样的生产大县来说，实行省管县后，可以使国家的补贴和支持政策更有效地落实到基层政府。
“省管县”可以先从改革财政体制入手
“市管县”还衍生出了其他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后果是，增大了社会发展的成本。据统计，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行政人员的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中国目前有300多个地级市。这样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500亿元以上。
正因为地级市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利益结构，因此，要实行省管县体制，就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在当前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改革只有稳步推进才能减少社会的阵痛，虽然这有可能会增加改革的成本。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我认为，“省管县”改革的具体路径是：先建立“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待积累了经验后，再取消市对县的行政权。而改革后形成的行政格局应该是，市级政府，只负责城市本身的发展和建设，与县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县级政府直接归省所管辖。
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就是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和划分收入，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了县一级在分成中的比例，可以使县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
目前中国有20多个省在探索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其中浙江是最早推行强县扩权改革的省份之一。浙江1992年就试行把市一级的经济管理权下放到地方。今天浙江大多数县都获得了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该省发改委一位官员曾说，浙江之所以能从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变为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省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一直就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管县”体制，而是长期坚持“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行政版图越来越与经济版图不协调，行政架构层级过多的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出来。现在是必须改革的时候了。当前的金融危机也为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要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夯实农业基础，必须使基层政府真正重视起“三农”问题来，这就需要赋予它们发展农村经济的权力。当然，鉴于中国各地的情况不同，“省管县”改革不宜“一刀切”，可以允许地方根据本地情况进行探索，但不能不改革。否则，时间延长越久，中国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广西县域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