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州县]引导资本到农村投资发展促农业转型升级观察

资本下乡丰盈“桂中粮仓”

  “续约吧,明年你们村所有的粮食,照样全收。”

  “如果和我们公司签约,我们将提供优质谷种。”

  “我们的粮食收购价格最高!”

  12月5日,在象州县寺村镇大井村“招商引资大会”上,村委主任高绍楹面对要求签约的各地粮商,笑眯眯地说:“哪家实现增产增收,我们村明年就和哪家签约”。农民当“老板”,从黄土地到谈判桌,村委主任高绍楹的“华丽转身”,得益于象州县引导商业资本到农村投资发展催生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近年来,象州县着力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科技、人力、物力、财力“下乡”,盘活“土地经济”存量,实现单一个体农业向农业产业化经营过渡。今年,全县完成粮食种植面积56.04万亩,预计总产量达18.56万吨,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7527元,同比增长11.6%;新增农业微型企业225户,与农户签订生产销售合同1.2万份,协议收购稻谷总量6.34万吨,粮食商品率达34.2%。素有“桂中粮仓”美誉的象州县,正在向“品牌粮食生产加工基地”转型升级。

  引导企业进村:

  盘活埋在土地里的资本

  象州县百丈乡民进村,有一片200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大自然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有机稻基地。

  前不久,该基地稻田里一片繁忙。4辆两层楼高的大型收割机在仔细地给稻田“剃头”,收割机后还跟着一些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拉网式捡拾遗漏的稻穗。

  为何要如此仔细,做到颗粒皆收?该种植基地负责人黄远贤说:“这里种植的是名贵有机水稻品种,从育种到种植全部采用微生物技术,完全不施用化肥、农药,市场上最高能卖到56元每公斤。”产品如此“金”贵,当地农民的腰包自然也鼓了起来。2011年至今,该基地与当地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200余份,支付租金280多万元。同时,基地还雇佣村民就地种植,当地村民纷纷“转行”当起了“农业工人”。

  村民黄贵才家除了出租给该基地7亩自有田地,又承包了该基地20亩有机稻的种植工作,每亩可获1100元的管理工资,两项合计,黄贵才家一年纯收入近2.5万元。“比自己种地多赚2万元,完全机耕机种,省时省力,这样的好事做梦都想不到。”黄贵才感慨。

  地还是那块地,种地的还是那些人,产值却翻了好几倍,黄贵才所说的“好事”如今在象州县比比皆是。 县委书记龙秀认为:“工业化生产是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通过引导企业下乡投资发展,将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搬到田间地头,不但可以实现工农业的‘无缝链接’,还能最大限度开拓土地价值,推动农业生产要素集中,开展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

  今年,在象州县总体规划下,国泰粮食集团、鸣象大米、太粮米业等企业纷纷下乡投资兴业,将优良稻种、先进农技带到产业基地中去。该县引导企业进村的做法,逐步拓展到甘蔗、桑蚕等特色农业领域,今年共计投资12.56亿元,在乡村新建、扩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46个,使得初级农产品“稻、蔗、蚕”,在“下单-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中,变成“粮、糖、丝”产业集群。

  小农经济转型:1.1万农民就地“转行”增收

  截至今年11月,象州全县完成13.6万亩水田土地整治,流转、租赁、连片整治土地超过6.6万亩,水稻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6.6%,亩产增收84.56元。农业生产的订单化、产业化、机械化,让1.1万劳动力从土地劳作中“解放”出来,而全县外出务工人数却未见大幅波动。

  这1.1万人去了哪里?

  县农业局局长韦国嵩介绍,在引导商业资本下乡投资兴业的工作中,县农业、工商、科技、社保等部门与资本“同步”下乡,严把土地、山林等资源承包、租赁、流转的准入关。在保障农民权益、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通过引导农民就地从业、创业、兴业,让群众“离地不离业、离土不离乡、增技又增收”。

  去年年初,寺村镇上山村村民黄祖强先后流转承包了村里的179亩土地,并在县农业局、村委帮助下与大米加工企业签订协议,建立粮食基地。在这个“公司+农户”的产业化过程中,68名村民将土地租给黄祖强,其中9名村民接受黄祖强返聘管理土地;35名村民通过政府组织就业培训,进入附近企业打工;6名村民购买运输车辆搞起了粮食、甘蔗运输业;村民黄建华一家购买了两台收割机,就近收割水稻赚钱,生意十分红火。围绕黄祖强的粮食基地,上山村逐渐形成了集水稻育秧、机耕、机种、机收、仓储运输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体系。

  上山村农业生产形式的转变,是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民转型的缩影。来自该县农业局的统计显示:在粮食产业的带动下,两年来该县新建各种形式的现代农业基地26个。县长陈代军说,注入资本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可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提高农业经营水平及市场竞争力,而首先要保护农民权益,让“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有好去向。象州县实行的农业、工商、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和资本同步下乡的做法,不仅实现了农业生产分工细化、转型升级,还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解决了多余劳动力“能转行”“转好行”的问题。